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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女学生成为流动的风景,晚清画报如此“低调启蒙”

作者:admin    文章来源:未知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20-04-30 11:52

第一财经:清廷对北京女学生服装的规定,是否影响到了上海女学生?

“低调启蒙”,这是陈平原对画报文化立场的概括,迥异于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“高调启蒙”。“过去,学界对于晚清以降的思想学术,会比较关注高调启蒙,比如说国家、整体、精神、哲学,从康有为、梁启超到陈独秀、胡适等人,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一门显学,可是对社会底层群众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变更过程,较少被关注到”。借由符合平民趣味、深入大众的画报,陈平原将人们的视线拉到一个此前少有人关注的领域——普通民众的知识转型。

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:晚清画报研究》 陈平原 著 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版

借“启蒙”名义观看女性

第一财经:当时的画师,是单单作画,还是需要像现在的摄影记者那样,自己去街头寻找新鲜事?

第一财经:高剑父、高奇峰都是岭南画派的大画家,也曾创办过画报。当时大画家参与画报绘制和编辑的情况多吗?你在第一章中写到,他们把画报办成了“学报”,这又是怎么回事?

陈平原:早年风气未开,各地教会学校多有收养贫困女子乃至弃婴的;等到京城积极筹办女学堂,接纳的基本上已是中等以上人家的女孩子。这你就明白,为何京城里女学生的装扮会成为时尚。关于晚清办女学的艰难历程,可参见夏晓虹《晚清文人妇女观(增订版)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);至于女学生的生存状态,可参见黄湘金《史事与传奇: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),其第五章专门讨论“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妓女和女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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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画报创刊之时,标榜以“开通民智”为宗旨,是一般通则。但相比日报,画报的立场经常显得保守暧昧,尤其呈现出古老传统与现代转型之间重重叠叠的缩影。画报虽然面上支持“女学”,但他们的关注重点,全部出于“直男”视线。在晚清报刊上,提倡“女学”的文字出现了不少女性的声音,比如秋瑾、何震、康同薇、孙清如等人的文章。但画报上的图文,则完全出于男性之手。“借‘启蒙’的名义观赏女性——尤其是受教育、有修养的新女性,这是晚清画报潜藏不露的趣味。”陈平原写道。

陈平原:“兴女学”作为晚清教育以及女性解放的重要一环,在近三十年的中外学界,得到充分的重视,成果也相当丰硕。这里不做史实辨析,就说粗略的印象:当然是民间走在前面,朝廷被拽着走。但那些提倡“女学”的先行者,可不是一般的莽汉,很多都是有功名有地位的读书人。这里还得提及各地传教士所发挥的引领作用。清廷为何犹豫不决?除了这是外来的新生事物,有悖祖宗家法,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:担心此举冲击整个社会秩序。所以当初学部设计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》时,才会特别强调:“开办之后,倘有劣绅地棍,造谣诬蔑,借端生事者,地方官有保护之责。”今天觉得很普通,当初坚冰裂开的那一瞬间,却是惊天动地的。

《鱼目混珠》:当时的画报讽刺妓女模仿学生装扮。

第一财经:对于办“女学”,民间抱着坚定的态度,而清廷则犹豫。民间态度的力量从何而来?清廷犹豫不决又是为什么?

陈平原:“岭南画派”这个提法,迟至1948年才出现,属于事后追认。被认作岭南画派创始人的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,确实是《时事画报》的台柱子。但那个时候,他们“新派国画”的事业刚刚起步,而且配合新闻、图像纪事并非他们的专长。我在书中提及,“《时事画报》上精心绘制插图,注重人物形象,接近百姓趣味的,是郑云波、罗宝珊、郑侣泉、冯润芝等”。只能说高剑父等早年参与创办《时事画报》,在关注社会现实、倡导艺术革命方面,与日后岭南画派的独立成军血脉相连,但我不主张把二者混为一谈。毕竟,为新闻画报画插图,与兼工带写、彩墨并重的艺术创作,不是一回事。我在书中写到了作为职业画家的高剑父,如何抑制不住自我表现的欲望,在《时事画报》中游离主题,穿插与新闻事件无关的自家画作,正是缘于此角色冲突。

《学生耶妓女耶》

陈平原:《点石斋画报》曾公开征集新闻信息和画稿,且说明二者须分开,等报社统一制作。我相信,画报雇用的画师,其责任是专心作画(考虑到出版周期,这都忙不过来),不可能像今天的战地记者那样四处游荡、采集新闻线索。晚清画报规模小,远方的故事(国际或外地)多依赖日报或传闻,本地新闻方才可能自己寻访。这也是那些没有日报作为依托的北京画报,视野大都局限在北京九门内外的缘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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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反映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英勇斗争,揭露了清廷的腐败丑恶现象”,这是以往人们对《点石斋画报》的一般描述。在陈平原看来,这种观点,“近乎强人所难,刻意拔高”。

“知识分子”以外的“启蒙”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更多西方记者、摄影师、建筑师、医生、商人等来到中国,谁会拍照或者画画,就能出入王公府邸,为皇亲贵胄、权臣名流留影。

陈平原:你问总共过眼多少期画报,这没办法说。长期做研究的人,会尽可能多地查阅资料,但不会每读一期都做一个记号;除非你读的数量有限,否则记忆不会那么清晰。再说,总共看过多少期,这并不说明问题,关键在阅读能力与阐释框架。我虽四处奔波,算是比较用功的,但要说占有资料,一定是后来居上。日后的研究者,会看到不少我没看过的,只希望那些可能的遗漏,不影响我的大判断。做古代研究的,往往苦于资料太少;而做近现代研究的,则苦于资料太多。前者可以追求“竭泽而渔”,后者更强调选择与判断。

《点石斋画报》是中国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时事画报,1884年创刊于上海,与当时叱咤风云的《申报》同属英国商人美查的产业。不过,虽然处于同一个老板旗下,陈平原发现,它们的立场和态度其实有很大不同。比如对“四明公所事件”的报道。当时《申报》针对外侮做了追踪报道,每一篇都义愤填膺。而一向“不报忧”的《点石斋画报》虽也控诉法国人残忍无理,却偏偏强调“无端遭祸”的“皆外帮之人”,还把法国人开枪说成是事出有因,只是杀错人而已。针对这样的差异,陈平原评论道:“如此叙述,在百年后的今人看来,很可能嫌其‘境界太低’。可这种就事论事,更多着眼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主权的言说思路,颇能代表当时普通百姓的意见。”

“有不能读日报之人,天下无有不喜阅画报之人”——这种富有煽动性的表述,虽然是《点石斋画报》的自夸,却也道出了晚清画报最重要的特质。画报兼及图文,浅白通俗,注重细节,以娱乐性和趣味性为宗旨,更容易深入到文化程度不高的“乡愚”“妇孺”中。在北京,画报一度非常流行,花界女子也是人手一册,不管她们是否识字。

《法人残忍》:《点石斋画报》对当时闹得很大的“四明公所事件”的报道。

在他的观察中,晚清画报中除了广州《时事画报》,“全都太过温和,很少留下值得追怀的慷慨悲歌”。这种立场既是目标读者决定的,也与表达形式相关。图画更为直观、生动、表象,并不强调文以载道,不像文字,可以更深入,可以思辨和反省。所以,不像日报常常对社会政治做出尖锐批判,画报更多体现中间立场,关注都市风情、市民趣味与日常时光。

第一财经:你在新书分享活动中说到,北京妓女模仿学生装扮,而上海正好倒过来,学生学妓女的装束。为什么京沪两地会有这样的不同?

陈平原:1905年《时事画报》创刊号上有一《画报茶会》,提及“到者二百余人,画界学界人居其多数,内有女美术家三人”,但没有具体名字。至于晚清画报中哪一幅画是女画家所作,目前没有答案,有待日后钩稽。

对话陈平原:坚冰裂开的那一瞬间,是惊天动地的

陈平原:当1899年梁启超强调报章、学堂和演说乃“传播文明三利器”时,报章是一个整体。可仔细分疏,即便同样高举启发民智的大旗,报纸、杂志、书局,也都各有各的利益与专长。至于刊载其上的新闻、科技、文学、艺术等,更是百舸争流。若局限在晚清,上海远远走在北京前头。只有新文化运动十年(1917~1926),因北京大学独领风骚,加上大批南人北上,改变了这一格局。此后又回到原状,上海在大众传媒及文学艺术方面,依旧一枝独秀。新中国成立后,作为首都的北京,方才借助行政力量,迅速掌握了主导权。这方面,新闻出版最为明显,文学艺术则很难说。

晚清的北京,八大胡同的妓女们有段时间爱上了“角色扮演”,纷纷穿上学生装招摇过市。那是1910年,辛亥革命前一年。当时的《醒世画报》上刊登了一篇《鱼目混珠》,图文并茂地揶揄这种“时尚”:“玉广福斜街有两个妓女,打扮很文明,穿着一双皮靴,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,大襟上戴着一朵花儿,直像个女学生。咳,中国服制杂乱无章,男女随便乱穿,以致鱼目混珠呦。”

《不开通》:1907年《日新画报》上的这幅图片描绘了“甘石桥第一蒙养院”每日放学时人群围观的场景。

报刊与画报都是大众传媒,在陈平原看来二者却大有不同:“上世纪80年代我关注晚清报刊,是基于小说研究的立场,讨论文学生产如何影响文学形式的变迁。最近20年转而研究画报,主要着眼点不是文学,而是晚清‘西学东渐’大潮中,‘左图右史’传统是如何发扬光大的。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知识转型,画报只是一个切入口,自认有用且有趣。”

他认为,以男性视角看“女学”,不是不可以,但带来一些缺陷和陷阱。比如,画报的作者往往会将女学生作为流动的风景来欣赏,执笔者虽然嘴上说画的是女学生,笔下呈现的总是“时装女郎”。又比如,当时男人不得随意出入女学堂;教师的选用上,也严加防范,规定授课的男性,需为50岁以上。“假定是50岁以后的男人不会有邪心,这样的话,教学比较放心。”但画报的编辑与画师却得到入内旁观的特批,这种特权往往被报馆认为是莫大的荣幸,以至他们要在报上专门写出“谬承雅爱,获入参观”这样的“广告语”。

《时事画报》第一期所刊高剑父拟《本报约章》,可作“发刊词”看待。称办画报是为了“开通群智振发精神”,这在晚清属于通例;难能可贵的是,因其集合了二三十位职业画家,别人很难做到的“考物及纪事俱用图画”,他们轻而易举实现了。可另一方面,画家阵容过于强大,也给《时事画报》《真相画报》等带来某种困惑,那就是,好画家特立独行,不会长期满足于为配合文章(小说)而挥毫。与此相适应,画报也在逐渐转型,最明显的变化是越来越高雅:发表中英对译的《珠江井》,这已经很令人诧异了;连载陈树人译《美术概论》,更是匪夷所思。这一学院化趋势,在1912~1913年的《真相画报》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。以第十四期为例:时事画、滑稽画、纪事画的分量明显减少,打头的是两幅“中国古今名画选”(高剑父、高奇峰),接下来各专栏,有《论北宋画学之盛》等“论说”、《中国美术志》等“谭丛”、《动物画家德兰斯传》等“传记”、《新画法》等“学术”,还有就是“文苑”和“小说”。这么办画报当然也有价值,可已经背离了以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为拟想读者的原初设计,更像是办给美术学院师生阅读的“学报”。当然,这也很好理解,高氏兄弟等认为革命已经成功,可以放下政治宣传的千斤重任,脱离新闻事业,回归艺术家本性了。也只有这样,方才有日后岭南画派的辉煌。

画报点石斋陈平原岭南画派

陈平原:画报只是整个传媒业乃至新学的缩影,晚清上海与北京,西学东渐的步伐差别很大。某种意义上,北京的新学,包括画报等,是1902年起才急起直追的。这里不妨借用1906年5月15日《京话日报》上《北方人的热血较多》里的说法:“北方风气开的慢,一开可就大明白,绝没有躲躲藏藏的举动。较比南方的民情,直爽的多。”其实,主要不是南北文化差异,而是作为天子脚下,帝都北京的政治控制更为严格,体现在画报等媒体上,就是自由度不及上海或广州。

相比上海,北京的画报更加保守,这就多少与清廷的辖制程度有关了。当然,晚清报刊都受朝廷监管。比如,甲午战争时期,朝廷就曾勒令“凡事之涉于争战者,一概不得为人传达”“除商报外,苟有涉中日事宜者,决不代递”。但相较于上海,“天子脚下”的画报面临的管束更严。陈平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《启蒙画报》,上面就贴有专门印刷的插页,粉红色纸张,印着二龙戏珠的图案,中间是“两宫御览”四个大字。《北京日日画报》上曾有《慈宫注重报纸》的专题报道,说的是慈禧太后为了解民情,特命李莲英每日购买北京、天津的报纸共30多份。太医给她诊脉之后,就在她身边跪读各种报章。陈平原认为,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从正面肯定慈禧太后注重舆情,但报人读到这里,“很可能吓出一身冷汗”——太后越重视报章,北京的报业人员越面临巨大的风险。

陈平原:某种意义上,形式就是内容,不同媒介之所以能各领风骚,关键在于锁定特定读者,最大限度发挥自家特长。可以有异军独起,也允许各种出格的尝试,但真正长期坚持下来的,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环境与资本力量,还有就是从业人员之顺应时势、扬长避短。我在不少场合提及,纸媒要想跟电子媒体竞争,办好副刊及专刊最为重要。因为,单就信息传递而言,纸媒在速度、容量及弹性方面,根本无法与电子媒体竞争——这还不包括正迅速崛起的自媒体。唯有深耕细作与文苑英华,是纸媒依旧保存的优势,某种意义上,也是其绝地反攻的武器。

“五四运动”100周年之际出版的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,就是陈平原研究画报的集大成之作。清末民初,中国共刊行约120种画报。通过详述其中的30种,人们得以触摸到一个生动立体的晚清社会,除了“女学”,还有科技传播、传教士、儿童、市井生活、街景风情、革命潮流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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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京城女学生的装束,以今天的眼光看,也未见得多漂亮别致,甚至还挺守旧。1907年,清廷对女生装束作了细致的规定:“一律素布(用天青或蓝色长布褂最宜),不御纨绮,不近脂粉,尤不宜规抚西装,徒存形式,贻讥大雅,女子小学堂,亦当一律遵守。”三年后,朝廷的规定变得更琐碎,比如,制服一定要长衫,长过膝盖,底襟离地二寸以上,四周均不开衩。还规定了颜色:冬春两季用蓝色,夏秋两季用浅蓝。材质则提倡选用中国土产的棉布以及夏布。这些规定,虽然不一定被严格执行,但至少影响了风气。1909年,兰陵忧患生就在《京华百二竹枝词》中夸赞女学生“不施脂粉最文明”“衣裳朴素容幽静”。

第一财经:研究画报多年,且如此深入细致,你有没有统计过自己一共过眼多少期画报?

第一财经:同样都是编辑新闻,日报和画报媒介不同,所以能够承载的内容不同,立场也不同。时至今日,网络媒体相对于纸媒来说是新一轮的大变革。你关注近代中国报刊的诞生和第一个繁荣期,对当下的媒体变革,你如何看待?

陈平原:学部制定的各级学堂章程,是全国性的,并不仅仅针对北京。只是到了朝廷允许兴办女学时,其实际控制力已大为松弛,很多规章制度徒有其名。到了1910年出台《学部奏遵拟女学服色章程折(并单)》,离辛亥革命爆发只有一年,那些借女学生服装大做文章的企图,也就彻底落空了。

第一财经:上海的画报受到清廷的管控,相比天子脚下的北京要少一些。与北京相比,上海的画报在内容呈现上有怎样的不同?这是否也造成了上海、北京两地传媒行业整体气象不同?

第一财经:你在书中写到,画报画师们画女性,其实是在仕女画和新闻画两种风格当中摇摆挣扎的。这两种风格,一种来自中国的绘画传统,另一种来自西方新闻业的传统。在你看来,哪一种画风更占上风?

陈平原:这跟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有关。北京近官,自认比较高雅,看重读书这件事;上海近商,金钱的力量更大,妓女因穿着时髦而引领风骚。

孙行之

在陈平原看来,年轻漂亮、出身中等以上人家且有文化的女生成群结队游走街市,“便是对男性潜在欲望的充分调动”,这也就能解释,为何学生装会成为妓女模仿的对象。

(图片由出版社提供)

第一财经:你认为晚清画报是以男性视角看女性的。那么,当时的画师中是否有女性?

《西医治病》

纸媒要想跟电子媒体竞争,办好副刊及专刊最重要

第一财经:所以晚清的传媒业,相比北京,上海优势比较大?

“新闻画”:清末民初认识世界获得新知的重要途径

《演放飞球》:当时的画报会刊发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内容以及一些科学幻想。

但即便“不施脂粉”“衣裳朴素”,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闺阁中出来、走向公众场合的女学生,依然极大地吸引了猎奇的目光。不光是路人,就连警察都会盯着她们看。女性列队出操的场景,甚至成了年画的题材。每当放学,“女学”门口就会挤满围观群众。对此“盛况”,画报也有生动记录。比如1907年《日新画报》上的《不开通》提到:每日放学,很多人都围在甘石桥第一女学蒙养院门口,妨碍了交通。清廷的对策,是尽量把“女学”安排在与闹市隔绝的街巷。

北京自认高雅,上海引领风骚

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“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”是陈平原的主要研究领域。在他看来,梁启超倡导的“传播文明三利器”——学校、新闻和演说之中,“报刊的功业最为显而易见”。从上世纪80年代着手准备博士论文,他就开始了对清末民初报刊的研究,奔走各地搜集、整理和研究晚清画报,也有20多年了。

第一财经:北京的花界女子模仿女学生的装扮,这是否也意味着“女学”初创之时,女学生的社会声望比较高,所以风尘女子才会将她们的穿着当成时髦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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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说起来,妓女之所以会以扮女学生为荣,是因为刚刚兴起的“女学”,的确是当时的热门话题,她们只是蹭热点而已。清末的大众传媒本身也还处于初创期,也就二三十年的历史,不过无论办报风格、呈现方式还是舆论倾向,都已有明显分化。比如同是谈论“女学”,日报刊载的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文章,“三观”很正;小说家(他们在媒体上连载作品)则天马行空发挥想象力,以此为由头编故事;而画报,注意力都放在了女生走路的姿态、围观者的目光、她们的穿着打扮、学堂周围的环境以及上街会遇到骚扰等更“刺激感官”的方面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陈平原觉得,“‘画报’中的‘女学’,更为真实可感”。

陈平原:喜欢仕女画的,不仅仅是男性,绘画中的性别意识与偏见,必须有更为仔细的分疏。凡学绘画的,都懂得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,各有传统模本。平日里就是这么训练的,读者也这么欣赏,已经几乎符号化了,极少有人刨根问底,追问这是南方的美人还是北方的美人、明代的美人还是清代的美人。今天也一样,你可以用人物的服饰或背景来暗示美人的时代及境遇,可除非是专题性的大制作,画家不可能下这么大的功夫。至于晚清持续出品的画报,工期这么赶,无论人物、山水还是千变万化的战争场面,大都借助传统技法及构图。真正有新意的,是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出现的西洋场景及格致新知。这些“新闻画”,今人看来没什么,可却是那个时代的人认识世界获得新知的重要途径。